为什么明明当时就有大量人指出，《霍利-斯穆特关税法案》“违反了所有常识、公平和合理的经济学原则”，但是它还是被一层层通过了呢？
——意大利学者克罗齐(Benedetto Croce,1866一1952年)
2025年4月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全球抛出核弹级“对等关税”。在遭遇金融市场大动荡和中国强力反击后，特朗普于4月8号宣布对中国征收“对等关税”的税率由34%提高至84%，对其他国家的“对等关税”暂缓90天执行，但保留10%的关税。
当中国进一步反击后，特朗普于4月9日宣布将中国商品关税提高至125%，立即生效。4月10日，白宫进一步澄清，美国对中国的关税实际为145%。至此，中美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贸易纷争已经进入经济核战状态。受此影响，当天美国股市继续震荡。
事实上，自美国总统特朗普于美国时间4月2日宣布实施“对等关税”政策以来，全球投资人情绪一直在宽幅变化中，特朗普的关税武器化行为正在将全球贸易引向一条不归路，全球各经济体不管是妥协还是反击，都是个大问题：
如果贸易伙伴接受最低不少于10%的对等关税，支持美国减少贸易逆差，促进其“制造业回流”，则意味着大家在放弃自身比较优势的同时也牺牲了本国民众与产业的利益，这必然会带来全球制造业的衰落；如果世界各国以牙还牙实施报复性关税措施，则意味着全球贸易冲突将继续激化，极有可能在全球范围内引发贸易大崩溃。
更令市场不安的是，自2018年至今，这种“以邻为壑”关税政策导向，在特朗普政权的推动下，已经让全球贸易逐步走进了一场不可逆转的漫漫“黑夜”，既看不到尽头的曙光又掉不了头，常识和经验都已经失效，很难预测明天的情况会不会更糟糕。
此情此景让笔者想起了上个世纪30年代初美国推出的那部《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 Smoot-Hawley Tariff Act）。
该法案自1930年6月17日经美国时任总统胡佛（（Herbert Hoover，共和党人，第31任美国总统，于1929年—1933年在位）签署成为法律后，将当时美国2万多种的进口商品关税提升到了自1773年美国建国之后的历史最高水平，并迅速引起了其他国家的关税反击，人类历史上首次系统性的全球贸易战争由此爆发。
据统计，在1929年至1932年间，全球贸易规模暴跌，美国也因此遭遇了其有史以来在和平时期最为严重的一次贸易崩盘（除了1808年至1809年的贸易禁运外），其进口额下滑了将近70%，失业率更是从1930年的7.8%，一路飙升到了1933年达到25.1%。
可以说，正是它极其不合时宜的出现，人为地将以1929年10月24日遭遇股灾的美国经济和全球经济推入全球贸易大崩溃的深渊，进而引爆了1930年代全球性的经济大萧条，接踵而至的就是国际政治动荡乃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等一系列多米诺骨牌的坍塌。
今天我们就来回顾下这部臭名昭著的《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来看下当年它是如何被炮制出来又是如何被扔进历史的垃圾桶的。
20世纪初，受益于第一次全球化浪潮的英国将部分“过剩产能”向美国转移。
到了1920年代初期，远离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年～1918年）战场的美国，依靠制造端、产品端上的全面创新，已逐渐成为世界头号制造业强国，在汽车、电器、化工等领域引领全球。
制造业的崛起带来了美国产业结构的转变，到了1929年美国排名前三的优势产业分别是农业设备与工程机械、车辆与航空器、钢铁和有色金属，而作为美国传统优势产业的农业，则由于过度生产导致1920～1921年大宗商品价格直线下滑，陷入了财务困境并引发了长达十年的经济困顿，沦为了需要保护的产业。
为此，美国国会绞尽脑汁寻找适事宜的方法为农业纾困，但时任美国总统柯立芝否决了为农业提供价格补贴的法案，于是国会将关注点转向了关税调整。
后来有人误以为该关税法案是1929年美国经济大萧条的产物，其实不然。
在1929年10月“黑色星期四”的半年前，法案已经在酝酿中，它在诞生过程中的政治经济纷争反而是股市崩盘的诱因之一。成为法律后，它更是变成了美国经济大萧条的加速器，更为恶劣的是，它还把经济萧条的病毒播散到了全球各地。
提出要起草新关税法案的人是胡佛。为兑现其竞选承诺，他在1929年3月的就职演讲中呼吁国会召开特别会议商讨为农业纾困并“有限的调整关税”。为了强调立法的紧迫性，他还表示，“为了公正对待我们的农民、劳工和制造商，此事不能再拖延”。
负责起草的众议员叫威尔斯·C·霍利(Willis Hawley)，来自俄勒冈州，和胡佛一样，他也是共和党人。当年5月，《霍利关税法案》即被送进了众议院。
根据众议院关税委员会统计，霍利这版法案“提高了845项先行关税的税率，降低了82项税率”，把美国进口商品的平均关税将从原来的34.6%提升至了43.1%。
对此很多议员虽然承认美国上调关税的举动必然会引发其他国家发起报复性措施，但最终大多人还是接受了它，因为“我们的首要责任是维护美国民众的成功和繁荣”。
霍利本人更是直言不讳：
“只要有证据表明美国工业与外国生产者或外国进口展开竞争时，美国自身的竞争条件处于劣势，或我们获取的信息证明存在这种情况，我们就调整相应产业的税率应对竞争环境。”
《霍利关税法案》还是引起了国内自由贸易主义者的极大不满。
来自田纳西州的民主党人科德尔·赫尔（Cordell Hull，民主党政治家、外交家，曾在1933年3月至1944年12月任美国国务卿，因“倡导降低关税，以撤除贸易壁垒的方式来保障世界和平”而在日后被称为“联合国之父”）猛烈抨击共和党设置的关税过高，“只会禁止了进口，而对于依靠出口市场的大多数美国农民来说，进口关税对他们没有任何帮助”。
其实不光是赫尔，胡佛总统本人也对草案不满，他原本的目标是在提高农业关税并下调工业关税，但现在事与愿违。
他要求修正，并提出要在法案中纳入“弹性关税”的授权，允许总统可以根据关税委员会的报告调整税率。不过总统和少数党的意见并未在众议院产生任何影响。
1929年5月28日，《霍利关税法案》被交至了参议院，在这里，日后恶名远扬的《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的两个关键人在此相遇了。
当时参议院委员会主席是来自犹他州的里德·斯穆特，他被很多人视为能力突出且不知疲倦的立法者，同时他还是摩门教的领袖，以及及一名坚定的贸易保护主义者。他从自己的原则出发，几乎反对所有削减关税的举措和主张。
代表中西部共和党人和南部民主党人组成的两党联盟对此大为光火，他们组建了反税联盟。在之后漫长而复杂的法案修正过程中，几乎成功地大幅削减了工业品关税。然而“黑色星期四”的爆发让美国经济前景逐渐暗淡。
关键时刻，胡佛通过白宫在1929年10月底发表了一份声明：“总统已经谢绝干预任何涉及具体关税的事宜或与关税有关的让步，也不会对此表达任何观点。这是由于他无法假装自己掌握了制定数千种产品的关税所需的必要知识。”
主张给工业品加税的议员们借此找到了翻盘机会，他们组建了新的投票联盟，并且将原本关税法案聚焦的农业与工业的利益之争，变成了通过互投赞成票支持对彼此有利的提案而达成的一场投票交易。如此操作之后，反税联盟修正的法案内容又被扭转了回去。
情急之下，1028名经济学家共同签名于1930年5月5日在《纽约时报》在头版刊登了发表了一份声明，指出高关税“大错特错”。
学者们认为不需要对美国制造商加大贸易保护的力度，相反“提高进口壁垒会推高消费者的支付价格，导致低成本企业的利润进一步增长，促使高成本企业的生产效率愈发低下，而且在那些受关税保护的产业，工人会因此受到伤害。”
此外他们还指出，高关税必然会“不可避免地将怨恨注入”国际经济关系，而且“只会刺激他国与我国竞相提高贸易壁垒”。
事与愿违的是1930年6月23日，参议院还是以44票对42票的微弱优势通过了《霍利-斯穆特关税法案》，随即法案被提交给了总统审批。
据胡佛自己后来描述，他“被纷至沓来的大量建议淹没了。各种利益集团的代表要么要求我同意该法案，要么要求我否决它”。
但胡佛没有否决本党提出的法案，因为他已经骑虎难下。要知道，此前共和党执掌下的国会正是按照他的要求制定的新关税法案，如今最终的法案里也纳入了他要求的弹性关税条款，并放弃了出口补贴计划，他已经没有正当理由去否决了。
摩根大通的托马斯·拉蒙特（Thomas Lamont）当时是胡佛总统的顾问，他事后回忆说：“我差点儿跪下来求赫伯特·胡佛否决愚蠢的《霍利-斯穆特关税法案》。这部法案激化了全球各国的民族主义。”
1930年6月17日中午12点59分，胡佛最终签署了法案，并宣布于次日生效。
很快随着大萧条的加剧，胡佛就因在关税法案中缺乏领导能力而饱受攻击，4年总统任期届满后也再无机会连任，取而代之的是从贸易政策到政治经济都给美国带来历史性转变的民主党总统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第32任总统，于1933年-1945年在任）。
《霍利-斯穆特关税法案》在修正阶段，就引起了其他国家的警觉，正式通过后，各国对美国的报复性关税措施迅速展开，其中反应最为激烈的是加拿大。
作为美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加拿大在1929年的出口中有43%左右销往美国，与此同时出口中的大约20%进入了加拿大市场，这种强烈的依赖性使得加拿大对美国市场准入方面的风吹草动比任何国家都要敏感。
相比之下，跟美国签署了通商条约的英国、法国、德国等欧洲主要大国，受“最惠国待遇”的制约相对克制，他们没有立即采取直接报复措施，而是“不动声色地动些手脚排斥美国产品”。不过西班牙、意大利、瑞士和葡萄牙等欧洲国家以及古巴、墨西哥等都立即提高了本国关税。
《霍利-斯穆特关税法案》因此成为了1930年代全球各国调整关税的导火索，它让本来就已处于严峻时刻的全球经济进一步恶化，并终结了发轫于18世纪英国倡导的全球自由化贸易的多边体系。
当然当时让贸易不堪重负的不仅仅是高关税，还有紧随其后的“进口许可要求、配额限制和数量限制、外汇管控、双边及特惠贸易协定、大宗交易和易货协议等各种举措”。在这些政策的综合影响下，1929年至1933年间，全球贸易额下滑了26%。
美国自己也深受其害。据统计，在1929年至1932年三年间，美国贸易的下滑幅度远远超过了实际GDP的下滑程度（期间美国实际GDP下滑了25%）。到了1932年，出口在美国GDP中的占比从1929年的5.0%收缩至仅有2.7%，而进口在GDP中的占比从1929年的3.8%收缩至2.0%。
从全球视野看，《霍利-斯穆特关税法案》更恶劣的影响在于它引发的贸易战代表了一种破坏性的发展态势，不仅引发了全球贸易体系的崩溃，而且带来了经济史上最持久、最深刻、最严重的世界经济危机，从而导致了全球保护主义情绪在20世纪30年代初甚嚣尘上。
至于大萧条下，《霍利-斯穆特关税法案》对全球政治生态的影响以及由此而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篇幅有限，笔者在此就不赘述了。
唯愿今天的世界不要变成1930年代的样子！
今天我们回看《霍利-斯穆特关税法案》，可能很多人都会有一个疑问。
即胡佛在提出调整关税之初，美国“既没有进口激增的现象，也没有进口价格暴跌”，为什么以霍利、斯穆特为代表的贸易保守主义者，要将解决国内经济结构失衡、收入不平等的矛头对准“关税”呢？
又或者说为什么明明当时就有大量的人指出，法案“违反了所有常识、公平和合理的经济学原则”，但是它还是被一层层通过了呢？
原因很简单，关税的成本被分摊到了劳工、消费者以及更广泛的群体身上，而产生的利益却集中在少数商界群体身上。
正如当时来自众议院的少数党领袖约翰·加纳所言，
《霍利-斯穆特关税法案》“违反了所有常识、公平和合理的经济学原则”，它是“政治向一个规模不大但权倾朝野的小团体阿谀奉承的结果。这个小团体财力雄厚，足以在华盛顿豢养一大批高效能干的说客为他们服务，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共和党的财务及政策。”
或许这也是今天美国政治生态的写照。
参考资料•胡佛就职演讲，1929年3月4日。引用部分的原文为：“cannot in justice to our farmers, our labor, and our manufacturers be postponed.”
•《贸易的冲突：美国贸易政策200年》，中信出版社2019年出版，作者为达特茅斯学院经济学教授、里根政府前顾问道格拉斯·欧文。